专利执法行政机关往往采取准司法程序执法，形成具有既判力的准司法决定。

对于前者而言，由于网站属于网络言论公共平台，这就相当于在手中掌握了某种公共资源，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公权力和话语权。与国家公权力类似，这种权力如果不加约束同样可能走向腐败。

因此，对于公众的积极参与，政府部门应当首先抱以开放和欢迎的态度，善待参与者，对其予以积极的鼓励、支持和引导。公众参与作为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在西方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强调当代民主应当是有利于更多公民直接、充分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过程中。据不完全统计，截止6月14日，国内类似我行贿了的网站已至少有10家，且这些网站在创办后的三四天内均有超高的访问量。事实上，类似功能的网站在我国早已出现，只是没有我行贿了网站如此赚人眼球的名称，如以时效抢先、爆料猛烈和打击精确而声名鹊起的温州知名民间网站703就属此类。首先，民间反腐网站的蓬勃生发是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民主潮流的体现，这是我们对于当前这一现象的基本判断。

在此基础上，随着公众参与的不断成熟和深入，其也有助于一个开放的、民主的参与型社会的形成。由此可见，在参与腐败治理问题上，网民参与理性和法律素养提升是极其必要的。现在还保留的55个死罪中，还有一多半是非暴力犯罪，比如还保留有金融类的集资诈骗罪，还有贪污贿赂等。

但随着近年来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一些经济法规、民法、行政法等基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经济领域的犯罪得到比较有效的控制和治理，因此为这方面死刑条款的废除提供了条件。过去对死刑犯是五花大绑，开公审大会，最后再押解到荒郊野外去执行枪决。过去死刑犯没有办法见亲属，现在可以见亲属了，当然见面的时间长短等还需要进一步的规范。一些国家只有十几个死刑罪，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审议它们对《公约》的履约情况时，都说超出了死刑应有的适用范围。

1956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党的八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也明确提出，要逐步地达到完全废止死刑的目的。但是，针对改革开放后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上升、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的态势，立法机关不断地通过补充立法来增设一系列的死刑罪名。

这里有国际形势的考量。金大中是被军政府判处过死刑的，他有切肤之痛，知道死刑本身的危害。暴力犯罪又可分为好多种。它的一个标准是，所谓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一定是排除非暴力犯罪的，是与剥夺他人生命相联系的暴力犯罪。

也只有社会秩序继续稳定，中国下一步才有继续削减死刑的可能。据立法机关事先所做的调查，这13项罪近年来已经很少适用死刑，相当一部分留而不用。主废派很多是从生命不能被剥夺这个概念出发来演绎的。二战后，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首先废除了死刑，恰是因为在希特勒、墨索里尼时期死刑被滥用。

这次废除13个，下次未必废除那么多。像贪污受贿罪，这次之所以没有废除，是因为它很敏感，触动了公众的神经，立法机关也赶紧出来澄清，就是因为贪腐普遍而严重，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第二，死刑的执行是从一种公共景观逐渐退出公众的视野，中国也符合这一趋势。事实上，刑罚判决和刑罚执行是两码事，前者属于司法权，后者属于行政权。

1979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刑法典，该部刑法典共规定了15个条文、28种死刑罪名，与过去司法实践中可适用的死刑罪名相比，减少了很多。对于严重的、有预谋的杀人罪，中国的确存在杀人偿命的观念，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现在可以不考虑它，把它作为一个最后要攻克的堡垒。建立死刑特赦制度除了司法上限制死刑、立法上削减死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死刑的执行机构应该与宣判机构分离。这里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有死刑？死刑的本质是一种惩罚手段，是对严重违法共同体秩序的成员的惩罚。死刑执行退出公众视野，不再成为公众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有利于一种人道文化的建立。中国符合这一趋势，尤其是2007年最高法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后，死刑的数字大量减少。

在非常动荡时期，让执政者削减死刑是很困难的。由于死刑罪名增多，死刑适用率上升，以致最高人民法院难以承担全部的死刑复核工作，于是，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将一些犯罪的死刑核准权下放到省一级的高级人民法院。

今年以来，药家鑫案、夏俊峰案和许迈永案，这三大案件均引发了死刑存废的争论。司法部长在签署死刑执行令之前，往往还有一个内部的审查程序。

近年来，中国在死刑的慎用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先把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拿掉，可以先动集资诈骗这类经济犯罪，再考虑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最后再考虑暴力犯罪。

按照国际标准，韩国其实已经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废除死刑的可行路径毫无疑问，在当前的情况下，死刑罪还有55个，是多了。废除死刑的三个理由有关死刑存废的讨论，这些年争议很多。这里特别要提出中国应建立特赦制度的问题。

但事实上，建国后为巩固新生政权，死刑在实践中还是用得比较多的。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

死刑很容易被非民主国家滥用，成为打压反对者的手段。中国今年取消的13个死刑罪，并不是贸然取消。

我们刑法分则有68个死罪，其中有大量的非暴力犯罪，这与《公约》的要求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中国现在的杀人罪是笼统的规定，可以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无期直至死刑，但这样的笼统规定是比较罕见的。

如果死刑的宣判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就可以改变中国目前被判处死刑（不包括死缓）的就一律在短期内被执行死刑的局面，这对减少死刑实际执行数是有好处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研究员和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青松律师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本期评论周刊刊发的两篇文章就是在他们发言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补充采访而成。当这类犯罪发案率很严重时，削减掉是很难的，会遇到巨大的社会阻力。根据一些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做法，个案的特别赦免应该由国家主席直接决定并颁布特赦令，多案的特别赦免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后，再由国家主席以特赦令的形式颁布为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认识是欠科学的，当时好像是改动后与《公约》的要求保持一致了。死刑的特别赦免机关，不应该是最高院，因为死刑的核准权收回后，最高院有核准权，又有赦免权，可能会机制不顺，效果也不佳。

现在两种方式并用，到底谁用注射，谁用枪决，标准不一，不透明，以致社会上发出为什么贪官多用注射的质疑，不利于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即使杀人，剥夺了别人的生命，也不是那么简单，美国分为好几级，有一级谋杀、二级谋杀等，并不是只要杀人，就要偿命。

中国现在还有55个死刑罪名，而且具体的死刑数字也没有公开，受到的国际压力也比较大。要求中国彻底废除死刑，恐怕还需时日。